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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在对根据地女性普及教育方面也有进步，黄道炫的书中提到了兴国县在这方面所取得的成绩：“兴国县列宁小学的学生中，女生占45%；夜校成人学生中，女子占69%；识字组男女组员中，女子占60%。”[2] 妇女受教育后，有的主持教育，有的能够带动身边姐妹主动学习，成为教育领域中的主力军。闽西苏区成年妇女学习的积极性尤其高，夜校女学员占70%左右，“仅新泉一区，就办起了18所妇女夜校，学员发展到700余人。”[3]

　　在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上对此谈道：“兴国等地妇女从文盲中得到了初步的解放，因此妇女的活动十分积极起来。妇女不但自己受教育，而且已在主持教育，许多妇女是在作小学与夜校的校长，作教育委员与识字委员会的委员了。”[4] 妇女的政治地位因此也相应提高，“苏维埃政府有女子当选，一切群众等运动，均有女人参加，作战时妇女送饭茶慰问伤兵都极热烈。新年耍龙灯，女子都提灯、化装、武装出来了”。[5]

　　可见发生违反婚姻条例的事情还在继续。一九三二年十一月的《江西苏维埃报告》中也明确提到：“婚姻条例颁布了这样久，各县不但没有切实执行，而且还做了不少违反婚姻条例的事情出来。……又如山下区之某乡女子要求离婚，政府不准而把女子禁闭起来。”《江西苏维埃报告》还明确说明，女子离婚的条件是要“出洋几十元”，也就是说想离婚就要出钱。这份报告中没有提到男子要求离婚的条件，但从报告中提到的“公略离婚只偏重于男子”来看，条件应该是低一些的。[10]

　　要求妇女脱裤并非个例，另外一份报告中说：“男男女女，扳头拉颈，会后，即男找女，女找男，三个五个，男男女女共睡一床。少先队下操做蛇脱壳，脱裤子，接塔等……假使上述事情谁怕做，谁不愿做，谁就是封建，就要受处罚，甚至开除队籍。因为这样来打破封建，使得一般青年妇女怕来下操开会，有些群众反对下操开会，以至反对反对封建、男女平等，对革命不满。”[26]